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 (第4/11页)

们争，我走我的路，他们走他们的路，我总是在角落里，发东西也是在角落里。真正搞艺术的人，总是生活得平平淡淡，包括我们的老祖宗屈原。

    他们主编中国文学史大纲，我发现顾问是冯牧，我就要求把我从文学史上抽下来，我在文坛上历来与世无争。作家靠作品，我要靠两条证明我在文坛上的位置、价值，一是用自己的作品，二是靠历史。我是与中国五亿农民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。党如果不犯错误，我比现在更好。我现在反省自己，就像日本人战后全民族反省一样。民族是水，我是船。水涨船高。全民族都在反省自己走过的路，我也同时不断在反省自己。五亿农民走过的路，我都走了。中国革命可以给我的，都给我了。我也确确实实把自己一生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一分钱稿费没有，我同样拼命写。大家不能写，没有条件写，我为什么不拼命写。当然，我是受到历史局限的。毛泽东、周恩来，都受到历史局限，我能不受到局限吗？我的作品，正和误的东西，粗和浅的东西，高和低的东西并存，但不能存在真和假的东西，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全是真的。真，指两方面：一是当时的生活，就是那样；二是当时的作家水平，就是那个样子。即使错了，浅了，现在也同样存在价值。我确实是有信心的。有许多同志为我抱不平，要写我的评传。这种不公，确实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。当前，文学界个别掌权的人，确实不可能公正的，因为他们不是搞文学事业的，是争权夺利的。宗派思想在他们脑子里作怪。现在对我这样公平吗？一个农民呀！只读了三年小学呀！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呀！

    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坚持写生活，如果我不挺身而出，不与《虹南作战史》他们对着干，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抓的呀！我写《金光大道》，我是写生活呀！如果说错了，我只是认为右的东西应该批判。你说那个时候，没有张金发那样的人物吗？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吗？张金发现在阴魂不散。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，中国的农村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子吗？

    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歌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，没有写过一篇赞美造反派的。我写的是《一担水》《铁面无私》。我没有给几乎每星期打电话给我的《朝霞》写稿。

    我需要的是公正。只有公正，才能使经验成为真正的经验，教训成为真正的教训。建国以后，共产党培养的作家当中，写长篇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我呀！中国一个农业大国，不能不写农村呀！不应该爱护我吗？我可以写高二愣的恋爱。说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。我有没有造成好的影响呢？

    我是一个蒙受了冤枉的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的确说了错话，做了错事，但我能离开当时那个条件吗？全国作家三十五年没有一个犯错误的，唯独我犯了错误。袁水拍当了文化部副部长，也没有犯错误。我受了冤屈，我还是拼命地熟悉新生活，拼命地写作。1982年，我50岁，连发了六个中篇：《老人和树》，在《当代》发表；《弯弯月亮河》，在《十月》发表上卷，《北京日报》农村版连载下卷；《高高的黄花岭》《傻丫头》，在《芙蓉》发表；《姑娘大了要出嫁》《能人楚世杰》，在《xx》发表。1978年10月份我才解脱。1978年底我就深入生活，写作。1979年我就发表了《山水情》，改为电影《花开花落》。从1979年开始，到1984年上半年，我写了120万字。与此同时，还有《浩然选集》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包括1个长篇，8个中篇，10个短篇，22个儿童故事，10个儿童中篇，3部散文。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花朵集》。还有两个长篇：《晚霞在燃烧》，《界》即将刊登。《乡村风俗》三部曲：《寡妇门前》《男大当婚》《姑娘大了要出嫁》。《钟山》载了《男大当婚》，11万字。我还想好好修改一遍，丰富一下，扩充成一个长篇。《男大当婚》，是我追赶的脚步。1982年在山东，1983年在沈阳，我是比较苦闷的，我不甘心。我要追着时代的脚步走，我不甘心落后于时代。我写了《火车上》，鞭挞时弊。我跟不上，我就开始写自传，写回忆录。1983年7-8月，我到胶东，跑了7县1市。1984年我到济东，走访了84个专业户。今年，我又到了苏中，找到了张松林，我对他说：你不是胜利者，也不是失败者，将来你在百亩荒滩上，可能成为富翁，也可能成为失败者。但你留下了一种精神，留下了经验、教训，这对人类就是宝贵财富。

    我在胶东写《男大当婚》，是反映新时期开端，表现改革的必然。我这次到苏中，走了6县1市，找到了我创作的主旋律。对于张松林，我将以他为魂，从他这儿开始，写一组小长篇。张松林等6个人，每个人集资1000元，办起了北坎垦区自联垦牧场。我从胶东，到济东，到如东，从《男大当婚》开始，写一组小长篇，纪念粉碎“四人帮”十年，共200万字的作品。明年，我就回到家乡去，老家的房子维修了，院墙也建起来了，院子里打上水泥地面了，跟我的父老兄妹们生活在一起，写我的自传体长篇。不考虑出版，我想怎么写，我就怎么写。我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我们老两口下去，带上一个业余作者下去，会烧饭的，会买菜的，还要会骑自行车的，因为我家离买菜的地方八里，要选一个老老实实的业余作者，为我做点服务性的工作。1986年，在我54岁时，《浩然文集》出了，一组小长篇也出了，我有反映合作化的，有反映改革时期的。我要写人，写人生，写心灵的辙印，写命运的轨迹。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仅仅是一个背景。

    对我三点不公平：一是从来没有把我作为一个农民作家来看，中国一大群写农村的作家，各不一样。有的是生在城市，为了事业的需要，写农村。有的是生在农村，走向城市，又回到农村。我是一直站在农民中间，写农民。评论家们没有抓住这一点。二是不了解我。别看他们骂我，老实说我的作品他们也没看。我的人生的最后一个句号，我得用自己的行动去画。那些搞评论的，也是鹦鹉学舌，也是做小买卖的，根据市场行情，什么能赚钱，就写什么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

    我从来就不傲视任何人，从来就不自卑，不觉得比别人低一头。从来就不说假话，不写假作品。我还是认为“文如其人”，还是坚持“写革命文，先做革命人。”有的人，可能是写出一点冠冕堂皇的文章，但内心是肮脏的。我当听到“文如其人”的讨论时，我就觉得抢劫银行的人抢劫银行是应该的，一样可笑。我是有信心的，走完我自己的道路，但我觉得是很艰难的。

    我的座右铭是：甘于寂寞，安于贫困，深入农村，埋头苦写。《艳阳天》第一卷只拿了3000多元稿费，第二卷稿费全部交了党费，第三卷没拿到稿费。写作不是为了稿费。我总是写我自己的东西，我决不被人左右。

    刘剑波：您对《春天里的冬天》怎么看？

    浩然：《春天里的冬天》，依我看应该是属于隐射文学。

    刘剑波：我碰到人和事，有感情，但表达不出来。

    浩然：一个作家要具备三个本领，一要有生活积累